随着“14世纪危机”的爆发，由蒙古帝国构建的欧亚世界体系解体，东方和西方走向分离，逐渐演变为影响至今的近代世界新秩序。推翻蒙古统治的明朝建立起新的东亚体系，在“17世纪危机”到来、明朝终结之后，这一体系又被清朝所继承。

夹在“元末明初”“明末清初”两大危机之间的明代是什么样的面貌？除了残酷、血腥、互相倾轧的政治，这一时期还有哪些看点？明太祖制定的祖制禁锢，其后出现哪些乖离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近日，中国近代史专家（日）冈本隆司的力作《何谓明代：“危机”下的世界史与东亚》正式出版，为从东亚视角理解明代提供了全新的视角。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该书“江南的发展”一节。

《何谓明代：“危机”下的世界史与东亚》，作者：[日]冈本隆司，译者：马云超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

重压

江南三角洲的丧失给予蒙古帝国致命的一击。在14世纪后期的群雄割据中，出身私盐商人的张士诚势力最大，这也是因为他占据了江南三角洲的中心苏州。北京的蒙古政权因为失去江南，不得不走向衰亡。后来打倒张士诚、统治江南三角洲，同时把蒙古赶出中原的正是明太祖朱元璋。

明太祖以严厉的姿态对待江南三角洲，这虽然可以视作对抵抗自己的报复，但不如说也是在统治上最为重视此地的表现。

这样的重视表现为镇压和重税。后面将会提到，太祖重用的苏州文人名士、原本张士诚的属下高启被处死，这是洪武初年的文字狱事件，其背后就是对曾经敌对的苏州和整个江南三角洲的恐吓与威压。此后洪武和永乐年间，冤狱事件和“靖难之变”等对待敌对权贵的攻击和镇压持续不断。

当然，其中也有实际的利益。权贵自然都是地主，可以没收他们的土地，但驱逐地主并不意味着解放佃农，毋宁说是由政府取代地主的位置，征收与此前等额的佃租。官田成了明朝的钱袋子。

政府作为地主拥有田地，这本身不是明朝的独创，而是沿袭前代的制度。13世纪后期的南宋出现了“公田”，蒙古时代得以沿袭，明朝只是扩大了规模。但是，数量的增加确实成了江南三角洲的沉重负担。

大约二百五十年后，苏州出身的硕学顾炎武指出，仅江南三角洲五府就承担了天下赋税的70%，自然民生凋敝（《日知录》卷一〇“苏松二府田赋之重”）。反过来说，江南三角洲能够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，生产力极度发达。或许对于明朝政府而言，即便是为了从江南三角洲榨取收益，也要努力通过农本主义和农业复兴来维持它的生产力。

演变

无论如何，在江南三角洲的统治完全符合明朝的基本体制理念。换言之，为了将经济先进地区的南方强行统合于政治中心但经济落后的北方，明朝推行着从北向南的威压统治。

反之从江南三角洲的角度而言，它从明朝成立之初就饱受压制和迫害，特别是被北京取代了中央和首都圈的地位。因此，江南三角洲不可能顺从于北京政府，也没有响应政策的动机。如果政权推行合理的经济政策，施政上促进民间和江南三角洲的繁荣那还好说，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。“抗争（resistance）”成了江南三角洲社会如同通奏低音［1］般的存在（宫崎1992〔1954〕）。

同时，江南三角洲内部也有一些情况。恐怕从14世纪开始就出现地壳变动，吴淞江干涸，上海、松江附近的排水过于顺畅，已经不再适合水稻栽培。于是出现作物的转变，蒙古时代正式普及了从印度传来的棉花栽培和生产。此外，太湖沿岸的苏州和湖州大多种植桑树，养蚕业十分兴盛，江南三角洲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江南三角洲是宋代以来被称为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的粮仓地带，人口众多，大运河贯通南北，河流纵横交错，交通极为便利。在这样的土地上，除棉花栽培和养蚕外，作为农副业的纺织、缫丝、机织也普及开来，轻工业快速发展。

同时兴起的还有伴随纤维业的染色、哑光、刺绣等产业，江南三角洲成为首屈一指的工业地带。从长远来看，这些产业不只是农村的副业，一旦都市中出现专门的工场，手工业也会出现工业化的动向。

当然，人们的生活没有因工业化而变得轻松，不如说是相反。副业也好，专业也好，工业制品必然伴随商品的买卖，因此产生激烈的竞争。想要不被淘汰，最重要的就是低价生产，尽一切可能减少劳动成本。最容易节省的是劳动力和服务的价值，在激烈的压制下几乎成了无偿的。后来，华人劳动力作为吃苦耐劳的低廉“苦力”闻名世界，其原点正在于此。

总之，劳动力是必须的。伴随手工业的发达，原本人口众多的江南三角洲聚集了更多的人群。由于水田面积和水稻生产减少，当地的粮食已经无法养活不断膨胀的人口。

同时，工业化制品不可能只是自给自足，作为商品贩卖的动机高涨，因此需要保障制品的销售市场和再生产原材料与粮食的生产地。江南三角洲的工业化，不只是江南三角洲本身的事态。

仇英《清明上河图》所绘的明代江南社会（局部）。

湖北和湖南的开发

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中国的通用地名和分界，大体是在明朝时期固定下来的。但南方还有一些与今天不一样的地方，其中的典型就是陪都南京和江南三角洲所在的“南直隶”。这是有来历的例子，也有一些没有来历的。

长江中游在当时称为“湖广”，现在是湖北和湖南，“湖”当然指洞庭湖。这里自古就是著名的交通要冲。《三国志》中的荆州非常有名，既是英雄诸葛亮隐居的地方，也是关羽迎接悲剧性死亡的战场。到了13世纪末的蒙古时代，失去此地的南宋不久走向了灭亡。

这样的要地只有襄阳、武昌、江陵等有限几个城市形成了点和线，从面的角度来说，这里是中国开发最落后的地区。五代十国中统治此地的是荆南和楚国，无论领土面积大小，都是最弱小的国家。

这一时期，湖广地区终于迎来正式的开发，面貌为之一新。其动因就是江南三角洲的工业化，江南因工业化出现粮食短缺，故而在未开发的上游开辟水田，创建调集粮食的基地。

于是，湖广地区特别是洞庭湖以南得到开发，人口增长，交通便利。此时作为一个整体治理已经过于广阔，清代以后南北分隔，形成湖北省和湖南省。明代的湖广省开发还不充分，人烟稀少，只要开辟水田，生产就会有剩余。因此，粮食经由长江运往下游，供给江南三角洲。当然，回报就是江南三角洲特产的工业制品。湖广作为绝好粮食供应地的同时，也成为江南三角洲的商品市场。

仇英《清明上河图》所绘的明代江南社会（局部）。

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

首都北京及其周边住着大量的官僚和军队，但当地生产力低下，几乎是纯消费的地区，粮食、商品和物资都需要从其他地方寻求充足的供应。大运河开凿之初是基于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，也就是把江南三角洲作为粮仓地带的构想。然而，江南因工业化人口剧增，粮食出现不足。为了扶植江南三角洲，又转而开发别的地区，也就是湖广。

以极其单纯的眼光来看，处理军政的北京、制作商品的江南、生产粮食的湖广，彼此以特有的功能相互连接，构成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。总之，15—16世纪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工业地带为主轴的地域间产业分工体制。

脍炙人口的谚语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或“苏常熟，天下足”，此时出现了变动。那就是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，地名发生了改变。江南三角洲也好，湖广也好，只要那里丰收就无须再为粮食发愁，句子的含义没有变化。

不过，尽管字面几乎相同，但背后的史实和构造却有很大区别（图15）。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，意味着单一经营水稻的江南三角洲只要耕作稻米就能吃饱。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则不同，商人和移民开发了湖广的水稻单一经营，剩余的稻米运向江南三角洲，在粮食与工业商品交换、各自回应消费地需要的基础上，还满足了北京等地的各种需求。这就是当时的多层次分工体制，在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背后正是这样的体制。

于是，不只是自古以来作为特产的绢布和陶瓷器，棉花和茶叶也实现商品化并大量生产，行销中国内地的同时，还席卷了包含日本在内的海外市场。直至19世纪末，茶叶都由中国独占，棉花则以“南京布”之名为世界所知。在起步于这一时期的形势中，中国的内外地区构成了各具特色又紧密相连的整体。

反过来说，在新建立的经济构造和社会构造中，如果不能连接彼此，个体和全体就都失去了意义。这就是15—16世纪的中国和东亚，其演变的核心在江南三角洲。

作者/ [日]冈本隆司

摘编/李永博

导语校对/吴兴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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